赫克曼曲线与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学前公共投入的思想与借鉴
来源:  阅读数:96  日期:2019-03-12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规律,有着“赫克曼曲线”的美誉。基于这一递减规律的加大学前阶段公共投入的倡议得到了发达国家政策研究领域的响应。凭借精湛的计量技术和多年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研究积淀,赫克曼从时间方面细化了既往范式过于简陋的人力资本投资阶段研究,揭示了加大早期投入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与团队成员共同发展出“技能集聚”“阶段互补”等概念。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融入,并在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赫克曼团队又在空间方面将技能扩展至更广的维度。虽然目前进一步加大早期投入的倡议在发达国家因“退化”质疑而有所迟滞,但其聚焦弱势群体、预防重于补救等思想内核的积极意义是无疑的。

  关键词:人力资本  赫克曼曲线  非认知能力  学前教育



  詹姆斯·赫克曼由于“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贡献而与丹尼尔·麦克法登分享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赫克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应的劳动经济政策方面,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给出的评价:“赫克曼对选择性样本计量经济学的贡献,是寓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之中的”。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笔耕不辍的赫克曼以独著或合著方式,迄今又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在阐述和推动其强化人力资本蓄积的政策主张。这些文献的主题更加明晰,核心观点是倡导政府加大对个体(特别是弱势阶层后代)学前阶段能力蓄积的投入。赫克曼不仅一再强调早期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将对个体、家庭以及社会产生巨大的收益,“对弱势幼儿的早期投资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还多次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后期的补救方面投得过多,早期预防方面投得过少”。

  赫克曼对我国的人力资本蓄积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十几年间数次在我国发表倡导加强早期教育的主旨演讲,并专门撰文提示“改变中国个体拥有技能的机会及数量受制于出生地或家庭的局面”。通过对其思想的深度解读,可以梳理出聚焦弱势群体、预防重于补救以及注重非认知能力等内核,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赫克曼曲线

  赫克曼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卡内洛合作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人力资本政策》(Carneiro & Heckman, 2003),该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相关政策模式提出了挑战。首先,他们将公共资金的成本-收益纳入人力资本政策的分析框架,基于其投入回报随年龄递减的发现指出,“如果改进公共投资结构,即便是不改变既有投资规模也将获得更大的收益”。其次,在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领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烈质疑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Becker,1993)为代表的即期融资约束决定高等级教育参与以及成年收入差距的观点,指出“长期因素在提高高等级学习准备和社会成就等方面比短期的融资更具决定性”。第三,结合教育经济学、心理学的发现以及他们自己的实证工作,指出“非认知能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成功和学校的成功都非常重要,现行的有关技能形成的分析过多地关注了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在人力资本干预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不足”。

  《人力资本政策》报告一经发表就受到众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在赫克曼于21世纪所发表的文献中,被引用率位居前列。综合多个学科的引用来看,该文最突出的方面是被归纳为“文章主题”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简洁描述了生命周期各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规律。公共政策领域甚至将其推崇至与心理学、脑科学的重大发现相提并论的高度(OECD,2006),而教育学界则有学者将这条有着重要参照和指导意义的曲线誉为“赫克曼曲线”(Fox et al,2015),见图1。

资料来源:Carneiro & Heckman (2003)。


  赫克曼曲线的含义是:在一个给定能力的个体的生命周期中,假定每个年龄段实施同样的投资,“那么在其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早期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始终高于晚期”(Carneiro & Heckman,2003)。对于该曲线向右下方不断递减的原因,作者在文中将百余页的论证提纲挈领地归纳为:一是由于早期投资拥有较长的收获期;再者是由于人力资本蓄积具有“技能集聚效应”,早期投资或是提高了后期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或是降低了后期投资的成本(Carneiro & Heckman,2003)。另外,从赫克曼的后续研究以及脑科学的相关进展中我们还可以领会到一个重要的神经学机理:由于不同类型的能力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可塑性是不同的,因而平均来说对个体人力资本蓄积的投入时间越晚回报就越低(Heckman,2011a)。

  由于“教育和培训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Becker,1993),因而提升个体人力资本蓄积的政策倡议几乎都会涉及延长接受教育的年限。不过在教育年限的延长方向上,人力资本理论长期以来是缺乏深入研判的,不少学者在想当然地重复着需要向高层次教育延伸的老生常谈,缩小个体差距的政策建议也是在围绕着短期的一些补救措施打转,并没有“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理解技能和能力(skills and abilities)的形成”。实际上,收录《人力资本政策》报告的《美国的不平等:人力资本政策的角色》一书,就是一本具有政策辩论性质的文集,它针对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的个体技能差距和劳动收入分化等问题,收录了两篇都赞同增加教育投入和延长受教育年限却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的研究报告。赫克曼的政策方向和建议“更近乎一场革命”(Checchi,2005),这些倡议从公共资金绩效的角度出发,为政府教育投入决策向前基础教育阶段倾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避免被曲解甚至走向极端,赫克曼团队于2005年向德国波恩的劳动研究院(IZA)提交的一篇名为《生命周期技能形成的证据解释》的工作论文中,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自我丰富性”和“多期互补性”概念。通过它们,赫克曼团队进一步完善了“个体技能形成”的动态理论框架,该框架简言之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具有的“自我丰富性”意味着,“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技能的蓄积在后续阶段会自动添加技能的蓄积”;人力资本投资的“多期互补性”则意味着:“如果没有后期的投入作为补充,那么早期投入也将难有收获”(Cunha,et al,2005)。此后,包括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的文献(Heckman,2006)在内,赫克曼多次重申,在有质量的早期干预之后继续保持高水平的投入,这些项目的收益才可以得到保障。

  显然,赫克曼曲线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只要加大早期投入就会取得更高的收益,我们还需要关注简约形式之外的重要前提——“多期互补性”。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后期获得更高收益的必要条件,而没有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仅指望对成年的落后个体实施补救则可能陷入“补救成本甚至将高到几乎无法实现”的境地。这一点其实也是赫克曼人力资本思想中特别关注动态和注重长效机制设计的一个体现——“长期来看,美国工人技能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工人,无不受益于早期的教育制度安排”(Heckman,2000)。

  如果说“自我丰富性”借鉴了西方教育学者提出的“学习具有马太效应”(Stanovich,1986),那么“多期互补性”则是人力资本蓄积理念的一个重要创新,这一概念打破了此前以贝克尔理论为代表的对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划分过于粗陋的范式,从而也走出了一个时期以来政策建议往往囿于在就业前或读大学的那几年给予一些个体融资便利的误区(Carneiro et al,2003)。从“多期互补性”又可以非常自然地推出“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和“关键期”(critical period)的概念。“敏感期”指与生命周期中的其他一些阶段相比某类技能(skill)产出更高的阶段,“关键期”指仅在某个阶段才能获得某类技能(或能力)产出的特殊阶段(Cunha et al,2005)。多期互补理念及“敏感期”和“关键期”概念的确立,为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采纳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搭建了跨学科的桥梁。

  二、深度解读

  (一)预防优于补救

  人力资本蓄积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如果这些投入的绩效不因投入时点而有所差异的话,那么公共资源投入将在资金时间价值的诱致下偏向生命周期的晚期。赫克曼曲线明确表达了偏离该规律的政府人力资本投入“以成本-收益的视角来衡量是缺乏效率的”(Heckman,2000),为此其理论不仅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来说明“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技能的形成非常关键,错过机会窗口将导致这些能力蓄积的损失”(Carneiro & Heckman,2003),而且联合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共同组建了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以进一步验证“完全补救的成本甚至可能达到禁止性的高度”(Knudsen et al,2006)。不同于针对成年个体加大投入的这类“头痛医头”的静态思维,加大早期阶段投入是一个人力资本蓄积的动态模型,也是赫克曼团队用以批判“大多数研究考察的是短期因素”(García et al,2017)的最主要的工具。

  在世纪之交的20余年中,美国劳动市场研究一直显现出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很多证据显示工资差距沿着技术维度在拉大”,但另一方面“学习和技能的回报在提高”的激励“并没有使各个阶层和群体做出响应”(Heckman,1998)。受到贝克尔等学者即期融资约束观点的影响,相当数量的文献将此现象解释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因融资成本高昂而有着较低的大学入学率,这也成为一段时期“不同收入群体间大学入学率的差异在扩大”的主流解释(Checchi,2005)。显然,该理论也意味着政府应当通过加大针对贫困家庭后代在青年阶段的投入来矫正高等教育的群体间失衡。

  赫克曼是较早对此类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基于在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方面敏锐的洞察力,其所发表的《适当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Heckman,1998)一文简单而不失缜密地为美国政府算了一笔财政账,“按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的、对低技能群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设定为10的百分点来计算,预期1美元的回报需要10美元的投资”,“那么弥补不同技能工资缺口的投资水平需要该缺口10倍的投资规模”,这将意味着按照(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不变价格水平计算,对高中业群体需要投入4260亿美元;而对全部高中毕业及业群体的投入则需要达到1.66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仅仅还是基于非常乐观的前提假定来计算的,实际上政府培训项目的真实回报率绝大多数都不及1%。这一极具“归谬”意义的财政推演从总量方面为预防和补救两类政策提供了预判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此后赫克曼曲线的问世,因为重视将理论简约化和“可视化”的赫克曼团队认为“一个图形等于上千的文字”(Cunha et al,2005)。

  21世纪初,赫克曼团队的实证研究又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补救论的一些误区。赫克曼等(Cameron & Heckman,2001)一开始曾尝试通过“均等长期因素来观察是否存在额外的短期借贷约束的影响”发现:尽管家庭收入更低,美国少数族裔进入大学的比例更高,这说明高等级教育参与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并非源自高昂的学费或者进入大学年龄时段的家庭收入。随后,赫克曼等(Carneiro et al,2002)又指出,持“即期融资约束”观点的文献“所采用工具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存在系统性的偏误”。赫克曼等进一步地在《人力资本政策》(Carneiro et al,2003)一文中,通过美国“全国青年长期普查”(NLSY)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归纳出: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确影响了大学的入学率,但传递机制并不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长期的家庭因素促成的早期差距才是决定性因素,而相当数量个体的这些差距并没有随着教育进程的延续而缩小,这些并不是短期的头痛医头的政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的。

  这种早期就已形成并且持续存在的差距在赫克曼团队的后续研究(Cunha  et al,2007)及其他大量相关研究中都有所描述(Nores & Barnett,2014),甚至可以在个体18个月时就开始有所体现(Fernald et al,2013),其中最为显著的幼儿词汇量方面的差异同早期环境密切相关(Doyle,2017)。这一动态的、关注长期因素的结论不仅有大量的来自美国的实证支持(Cunha et al,2010),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显示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在22个月时会产生13%的认知发展差异”(Doyle et al,2009)。而一些针对欠发达地区如拉丁美洲(Schady et al,2015)和非洲(Kaila et al,2018)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

  赫克曼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技能形成和投资弱势幼儿的经济学解释》(Heckman,2006)一文,用意就在于促使各领域的学者确信:不同收入群体的后代在学历方面的差异是一个动态的进程,短期因素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不平等在学校之前的阶段就已经有所体现,“如果仅在年龄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弥补,就会带来经济上的低效率”。随后,赫克曼(Cunha & Heckman,2007)等证明,加大针对成年个体公共投入政策的受益群体仅仅是一小部分人——最多有8%的个体在完成两年制学院教育时会受到借贷约束,完成四年制大学教育所受到的借贷约束的估计值几近于零。此外,赫克曼团队对高中肄业生补救措施的分析也表明该时段的公共干预已为时过晚(Heckman,2008)。这些努力,不论是对即期融资约束的质疑,还是对后期补救措施的批评,其实都是在强调预防的收益高于补救。这也正如意大利经济学家Checchi(2005)所评述的,在相关群体教育的内源性动力消失之前进行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二)聚焦弱势群体

  与赫克曼20世纪所从事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研究(Heckman et al,1999)相类似,加大早期干预的思想也主要是以那些没有就业或技能低下、就业经验很少的群体为扶植对象的。这与其说是受到马歇尔“最有价值的资本是投在人身上的”的思想的影响(Cunha et al,2005),不如说是赫克曼意识到了“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低水平的技能和低素质的人口”(Heckman,2008)。当然,赫克曼并不反对政府面向全体幼儿的早期干预,他对投资于弱势群体的强调是结合了效率视角的政策优先性的考量,因为“在预算吃紧的年代,对全体进行投资是不现实的,实际的问题在于如何对有限资金加以明智地运用”(Heckman,1998)。

  纵观人力资本理论几位集大成者的文献,都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论述,他们对赫克曼早期干预思想中聚焦弱势群体这一内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的论述影响更大。不难发现,赫克曼理论中“对弱势幼儿的早期投资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Heckman,2006)是对贝克尔理论的扬弃。贝克尔(Becker,1993)曾指出,政府在做出面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决策时,不存在公平和效率的替代关系,因为该群体存在财务约束,对这些家庭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很高。在这个批判性的继承关系中,赫克曼团队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早期时段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其分析断言:“在多期模型中,贝克尔模型在早期阶段是正确的,晚期阶段则不然”(Cunha et al,2005)。

  就人力资本蓄积的两个资金来源来看,将公共渠道与弱势群体相联系是具有应然性基础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这类个体的技能使之融入现代经济”,同时“缓解顶层和底层两类个体之间薪资和就业的差距”(Heckman,2000)。就公共资金使用的政治决策程序来看,由科学研究成功转化为公共政策也是必须满足众多前提的,“甚至需要一些技巧”(Gormley,2011),原因是由政府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所依赖的资金需要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同时必须在立法机构批准后方能拨付使用。那么,将公共资金的扶植项目聚焦于弱势群体是否会在政策方面获得一定的优势呢?答案正如政策学者Gormley(2011)基于幼儿保育与教育方面政府投入的研究所归纳的:这样的倡议具备“有助于几个领域联合提议”“有助于说服政策当局的偏好”等提升决策排序所需要的若干特征。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20世纪后期的社会政策实践为聚焦于弱势群体的早期干预研究提供了实证的基础。1965年,作为当时反贫困政策的一个子系统,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领先起步”(Head Start)项目。受劳动市场研究中一些有利于低技能成年群体政策的启发,“领先起步”项目为3~5岁贫困家庭的幼儿提供免费的保育和教育服务。一些学者抓住这场难得的社会实验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他们发现:学前阶段的公共投入拥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贫困群体的阶层流动、降低未来的各类社会成本等方面,另外有释放潜在就业人口的劳动市场功效。此后,随着针对弱势群体实验项目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更多领域的学者加入了相关政策收益评估的研究。许多研究都显示“早期项目在教育成就、收入、减少犯罪等方面产生了可观的长期收益”。美国著名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早期干预项目——高瞻-佩里项目,其实验组成员的跟踪数据甚至长达40年(Belfield etal,2006),相关研究报告的17:1的惊人“收益-成本比”大大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对于早期投入的认识。

  聚焦于弱势群体是实现赫克曼曲线所展现的早期投资高收益的重要前提之一。2017年,赫克曼团队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的工作论文发布了最新实证研究报告,在将各个领域的成本和收益货币化之后,估计出针对弱势家庭的幼儿项目基本回报为每年13.7%(García et al,2017)。这一回报意味着6年左右即可实现翻番,大大高于美国“战后到2008年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Heckman,2011a)。劳动市场的相关研究表明,针对成年个体的教育和培训也会出现高收益的情形,但这些情形并不属于公共领域,而是集中在“高技能个体获得更多投资的私人培训领域”(Heckman,1998)。这一情形是形成教育水平信号理论(Spence,1973)的一个重要基础。不过通过赫克曼创立的“关键期”、“敏感期”以及“技能集聚效应”等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那些借教育年限发出高技能信号的成年个体往往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难判断,政府提供的培训项目需要面向弱势群体是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排斥了低技能的个体”(Heckman,1998)的一个重要修正。

  (三)注重对非认知能力的投入

  作为一个动态的、注重探究技能形成的思想(Heckman & Corbin,2016),加大早期干预的倡议不仅沿时间维度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在空间维度——技能的内涵方面拓展了研究范围。赫克曼团队不只一次地批评过相关研究中“全体文献都假定能力是天生的、标量的、不随年龄变化的认知能力”,并且“这些早期观点目前仍主导着经济学的各个方面”(Cunha,Heckman,et al,2005)。尽管自我约束、专注、沟通以及责任心等各色非认知技能难以测度,并在研究的早期缺乏统一的概念和标准,赫克曼本人却认为“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很多行为——有时候甚至比认知特征的预测要强”(Heckman,2011b)。在卡内洛和赫克曼发表了《人力资本政策》之后,赫克曼团队已经沿着技能形成与蓄积这一人力资本干预政策的主线,由起初的批评“对于技能和技能形成的学术讨论几乎都是厚认知能力而薄非认知技能”(Carneiro & Heckman,2003),发展到近年来通过实证来揭示“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可以影响包括劳动市场产出在内的生活的很多方面”(Heckman & Mosso,2014)。基于已颇为坚实的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相关证据,同时基于在非认知技能的定义和度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一个全新的、由赫克曼本人命名的学科——“个体发展经济学”已初具规模(Heckman &Mosso,2014)。

  赫克曼在对劳动市场回报的研究中,很早就吸收了有关非认知能力的研究成果,其团队曾引用劳动市场的调查特别指明:“企业的雇主最看中的特征是工作持久稳定和为人踏实可靠……在学校里,最重要的预测指标就是持久性、可靠性和一贯性”(Heckman & Rubinstein,2001)。基于这些,他们在该文的总结中形象且极具科学性地将非认知技能比作“暗物质”,旨在通过“可见”物质在宇宙中比重较低的天体物理学观念来强调非认知技能的性质和意义。由此其理论也多次批评了以Spence(1973)为代表的“技能信号理论”,认为该理论走上了将教育等同于单一维度认知能力的“极端”(Carneiro & Heckman,2003)。

  赫克曼在非认知能力方面的创新,除了计量方面的厚积薄发,笔者认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些观点的启发是密不可分的。赫克曼等发表的《认知、非认知能力对劳动市场和社会行为的影响》(Heckman et al, 2006)一文,其思路深受Bowles & Gintis(1976)有关持久性、时间偏好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能力影响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从整体框架方面来看,Edwards(1976)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重“技术关系”轻“社会关系”而揭示的性格特征(individual traits)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思想,以及Bowles et al(2001)于21世纪初提出的有关学习、求知等方面的偏好“可以扩大发展技能的机会集合”的观点,也对赫克曼相关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催化效应。

  赫克曼等(Heckman & Corbin,2016)将影响个体成年后各类成就的重要因素归纳为社会情感技能、认知能力和健康三个方面。图2表达了这三类重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基本上也可以代表技能形成的动态进程中一些关键时点的截面存量。图2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政策含义是:早期和后期的能力蓄积不能偏颇地投入其中的个别方面,同时,简单地以认知能力作为干预项目绩效考评指标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图2  不同类型技能、能力的协作

  注:图中的线段虚线和圆点虚线分别表示认知能力、社会情感技能同其他两个方面的协作;实线表示健康的协作和影响。本图对于技能(skill)和能力(ability)等词汇的标注完全依照Heckman & Corbin(2016)的原图。

  资料来源:Heckman & Corbin (2016)。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空间方面的扩展也促使时间模型有了进一步完善:基于神经科学家Meaney(2001)的实证研究,亦是在赫克曼团队前期研究(Cunha,Heckman,et al, 2005)的基础上,赫克曼等(Cunha & Heckman,2008)建立了“技能自生产及其动态互补模型”。该模型将非认知技能孵育认知技能以及认知技能孵育非认知技能的关系加以规范表达,从而极大地深化了“生命周期中幼儿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

  三、响应、争议与政策实践

  赫克曼所倡导的政府加大对学前阶段个体技能蓄积干预力度的思想有两个明确的政策含义:一是指出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非常重要;二是明确提出公共资源投入的时机也非常重要。此外,他对非认知能力重要性的强调也意味着:早期技能蓄积不能忽视对非认知能力的公共投入。这些人力资本蓄积理念方面的创新在发达国家的政策界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一)响应:来自政策理论研究的声音

  西方也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传统智慧(Woodhead,2006)。从洛克的“白纸论”、达尔文对幼儿发展的系统观察,到皮亚杰基于科学实验的论述,300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提示着早期阶段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过,与这些分散在生物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相比,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对入学前阶段技能蓄积研究的历史要短得多。

  赫克曼及其团队的创新为原本和经济学少有交集的“小儿科”注入了新的思想,一些成果不仅引发学术研究的关注和积极的响应,相关领域的智库甚至是准决策机构也对赫克曼及其团队的理论高度重视。例如早期教育行动联盟、经合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以及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纷纷以转述或引用的形式表达赞同和支持。以公共政策界最受瞩目的倡导政府加大早期干预的文献——经合组织的系列出版物《稳健起步》为例,其第二部不仅将赫克曼曲线看作是一个可与心理学、脑科学重大发现比肩的规律,还结合对发达国家的综合比较将21世纪初的公共干预归纳为:“与政府扶植早期教育和保育相关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否投资,而是资助的水平”(OECD,2006)。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次贷危机阴霾最重的2008年发布过《幼儿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报告,其政策倡议部分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增加针对学前阶段的公共投资,它们来自财富500强、诺奖得主以及其他的商界领袖……”,而“收益—成本分析”和“弥补范式向预防范式的转型”将引领越来越多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出台(Kilburn & Lynn,2008)。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政策学界也从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就业的角度对加大早期阶段公共投入做出了响应。例如欧洲著名社会政策学家Esping-Andersen(2002)就基于传统家庭角色分工对女性工作权利的影响指出:“母性和母亲职业的兼容度取决于制度支持的属性。”由于个体在早期阶段生理和心理的特点,针对学龄前阶段的投入必然包含“保育”(child care)成分,并且年龄越小保育所占的比重也越高。尽管在一些就业激励政策中,“早期保育”(early child care)的含意更接近“托管”,但由于托幼决策中便利就业方面的“托”的权重不及决定孩子未来发展的“教”的权重(Leibowitz,1996),因而“托”中无论如何都少不了“教”的成分,“教—托”一体的早期服务组合遂成为女性外出就业的保障。在这方面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分析,包括赫克曼团队重要成员的后续研究,都揭示了女性(第二次)就业比例上升和公共早期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Baker et al,2005),近期更是有学者结合多个领域的研究断言,“政府投入的学前保教服务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Melhuish,2016)。

  (二)争议:效果“退化”与相关回应

  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理论通常都伴随着大量的批评和质疑,注重并倡导公共资源向个体早期发展阶段倾斜的思想亦不例外。“领先起步”项目问世后,尽管有利于早期干预的成果和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在不断增加,但相关质疑甚至是反对的意见也一直不绝于耳。无论是教育学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都对长期收益的研究是否遵循了随机指派规则、大规模的干预项目能否复制小样本项目的收益等问题提出过质疑(Whitehurst,2014)。不过受攻击最多的方面却是“退化”问题,也即一些项目的“影响规模(effect sizes)会随着幼儿的成长而逐步减小”(Barnett,2011),虽然这些项目结束时均有“记录在案”的高低不一的收益。有关“退化”问题的“证据”,不仅有来自学术性文献的报告,一些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研究也显示,“到小学3年级时再检验相关的发展能力,参加‘领先起步’项目的幼儿就表现不出任何优于其对照组的效果了”(Puma et al,2012)。

  尽管赫克曼本人、其团队以及有关的大量研究否认退化问题的存在,同时对衰减速度研究的结果也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Chetty et al,2011),但它在阻碍一些国家进一步加大早期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的效果却是确定性的。这一点正如教育经济学家Barnett (2011)所指出的:“其效果还在持续地争辩是早期教育干预没有更为广泛地推广的一个原因”。此外,它还加剧了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与赫克曼曲线的偏离程度,这是因为如果效果的持续性不显著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个体的晚期实施补救性的干预措施是同样(或许还可能是更加)有效的,这也就间接地动摇了学前阶段的政府投入的必要性的基础。

  对于退化问题的质疑,包括教育经济学研究在内的回应主要有“参照系差异”、“补齐效应”(catch-up)、“项目异质性”、成年后再次显现的“休眠效应”以及直接对质疑的否认,等等。“参照系差异”的观点以《科学》杂志于2011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家Barnett的论文为代表,其主旨是:“领先起步”以及此后实施的“更早领先”项目(Early Head Start)之所以会出现影响效果在入学不久就消失的现象,是因为控制组的幼儿参加了其他的学前项目(3岁和4岁幼儿参加的比例分别为35%,3岁组的比例为25%);相比之下,规模较小、控制组限制严格的高瞻-佩里干预项目以及稍晚出现的Abecedarian干预项目,其退化问题就不那么突出(Barnett,2011)。Barnett的观点有着众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例如低收入国家的干预实验项目的跟踪研究中没有观测到退化问题,这应当归因于贫困国家社会实验项目的控制组的幼儿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有参加其他学前教育项目的机会(Nores & Barnett,2010)。所谓“补齐效应”是指早期干预项目初始影响消失的原因也许在于那些未接受此类项目的幼儿在进入公立学校之后差距被弥补,所以应该将退化改称为“补齐”(Magnuson et al,2007)。近期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认为补齐效应是对效果不断衰减的合理解释(Bailey et al,2017)。与补齐效应类似的解释还有对教育质量差异的分析,这类观点以《科学》杂志上的《学前项目:学校学习的充分准备》一文为代表,在文中几位公共政策学家指出:项目效果的衰减和所雇佣教师是否具备资质以及相应的薪酬激励有关(Gormley et al,2008)。

  也有经济学家以否定退化存在的方式来回应相关质疑,这方面研究又分为“统计错觉”和“评估误导”两个分支。“统计错觉”假说主要是以教育经济学家Cascio & Staiger(2012)的文献为代表,他们指出所谓的学前教育影响规模逐步变小,原因在于测试分数是比例化、标准化的,高年级的单位标准差代表的成就差异会加大,所以该数值的下降并不代表影响规模的下降。“评估误导”假说主要以赫克曼团队的研究为代表,他们不仅认为有关退化的研究“绝大多数为短期跟踪”,“仅报告了项目结束后几年内所收集的智商等少数指标”,而且指出这些分析忽视了技能(skill)的多维度属性(García,Heckman,et al,2017)。

  值得提及的是,赫克曼及其团队的上述观点并非仅仅基于经济学的考量,而是有着较为坚实的脑科学和心理学基础。赫克曼于2006年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以及哈佛和匹斯堡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共同在《行为展望期刊》上发表的《经济、神经学和行为学视角下的美国未来劳动力发展战略》(Knudsen,Heckman,et al,2006),以及此后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的《融入经济学的人格心理学》(Heckman,2011b),都充分展示了自然科学对非认知技能功效的肯定。此外,赫克曼团队还在《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形成技术:构造、确认和估计》一文中指出了用认知类测验的分数来度量投入结果的武断性,并分析了度量错误的证据(Cunha & Heckman,2008)。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用赫克曼在《科学》杂志中的一句话来代表他对退化问题的看法,“‘领先起步’项目因为没有能够提高参与者的IQ而曾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样的评估非常常见,但是缺乏大智慧”(Heckman,2006)。

  (三)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

  在政策实践方面,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核心问题并非是否投资而是资助的水平”(OECD,2006)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共资助的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其学前阶段教育投入来源于公共资源的比例却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合组织的最新资料显示,其成员国平均投入比重在2015年达到了GDP的0.8%,生均经费为8759美元(OECD,2018)。如果考虑到一些发达国家学前阶段时间较短、5岁就进入小学学习的情形,这样的投入比例同发展中国家相比就显得更为悬殊。对发达国家投入现状的整体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前面提及的“休眠效应”——经合组织的教育统计曾多次提到这样一个发现,“接受过至少1年学前教育的15岁学生,其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成绩要高于那些没有此类经历的学生,即使是在控制了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之后”(OECD,2013)。此外,采用宏观数据并对发达国家进行了深度比较的研究也发现,“北欧国家早期教育的投入高,其高中阶段PISA的测验成绩也高,个体的不均等程度更低,而早期公共投入较低的南欧国家情况则相反”(Boca et al,2018)。

  在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中,美国的一些机制和措施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特别是直接支出和税收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在发达国家颇为流行。尽管美国的直接支出占GDP比重并不出众,但税收方面的若干机制却在发挥着重要的财政补贴功能,特别是税收抵免等所谓的税式支出更是如此。这一点正如罗宾斯(Robins,1990)所指出的:“政府干预总额的半数以上是通过税前扣除和税收抵免等形式实现的。”美国之所以在涉及家庭和幼儿的领域偏好涉税类型的转移支付方式,公共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较为流行的解释,简言之就是,面向供给方的直接补贴或出资兴建常常会受阻于拨款的审核与批准等环节(Cohen,1996)。近期的文献显示,不仅是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州也在采用税式支出的方式来加大对个体早期服务的支持力度(Isaacs et al,2018),这样做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资金规模的限制和影响。

  高层政府机构在全部投入中承担较大份额是美国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20世纪后期,美国联邦政府相应的支出、补贴及税收优惠为地方政府干预总规模的两倍(OECD,2000)。近期的资料表明,该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形成中央财政占主导的格局有着多方面的因素,相关的学理分析指出:一些地域广阔的国家由于不同的州在资源和服务提供的成本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故而在公共品和生活标准等方面的均等,不应完全依赖生活的地域(Burr,1992)。经合组织的《强壮起步》(II)对于中央财政主导的体制这样评述道:权力和责任的下放可能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各州间、各地区间的数量和质量差异。这种现象在联邦制国家更加明显……除非设置一些均等机制,否则贫穷地区较低的税收收入将使分散化的幼儿部门面临重大挑战(OECD,2006)。

  当然,发达国家的体制也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缺陷。例如美国相关投入的“碎片化”非常严重,表现为不同的拨款或扶植项目依据的是不同的法案,听命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彼此间没有联系也谈不上相互协调(Hustedt & Barnett,2011)。对此就连美国联邦政府自己的报告也“自我批评”道,“联邦和州政府扶助资金的渠道以及流经的政府机构如同迷宫”。碎片型投入不仅给政策评估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也对政策理论研究带来了不少麻烦。例如能够涵盖联邦以及所有地方政府且又采用了最新数据的文献极为罕见。针对这些问题,赫克曼的建议是,“关键是考虑全部的政策篮子,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类型的政策并将该政策与其他的相关政策割裂”(Heckma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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